她聪慧好学,才思敏捷,她又敏感脆弱,身负残疾,虽然她的才高得足以称奇,但并不能拯救她的厄运。她走了,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八年来,每当想到此,我便黯然神伤……
一 她的名字叫婉君
我至今不知道她原来就叫婉君呢,还是看了那个叫《婉君》的电视剧以后改叫这名的,那时,好像那个电视剧播的正火。她哥哥有时候叫她小君,而她嫂子一直叫她婉君,想必她原来就叫这名字。
认识她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。那时候我住在学校里,校门口小百货商店里的女老板开朗豁达,和我很投缘,因此常去她那儿买东西。那天她忽然说:“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吧,是我的小姑子。”话没说完,通往后门的最后一排货架后边走出一个“小女孩”:小小的,瘦瘦的,一副弱不禁风的模佯;穿一个过时的、铺满碎花的白短袖上衣,是个地道的乡村女孩;面色苍白,忽闪着一双大眼睛,拖着两条又细又黄的小辫儿。她微笑着走近我,让我不免有几分诧异——她分明是个侏儒,后背还有些畸形,稍微向后突起。
“听嫂子说你爱写东西,我也爱写,我就想认识你。”她说话的声音柔柔的,十分动听。
我连忙笑着说:“是吗,我爱写,就是写不好,正发愁呢。”
也许是同命相怜吧,我们谈得越来越投机。原来她已经25岁了,平时除了家里地里一些轻微的家务和农活外,她不喜欢任何活动,只是整天埋头看书、写作。她看了很多书,其中也有许多外国名著。她的家在离县城50多里的农村,书不多她就四处求人,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为她借过书。而她这个在城里当合同工的哥哥给她借的书最多。
“你都写些什么题材的?”我问她。
“小说最多。作别的没兴趣,忙完家里地里的就写写小说。”
“投过稿?可曾发表过?”
“还没呢,没试过,总觉得拿不出手。”
“哦,我也是,写过一些,自己总也不满意。我倒是发过几篇小稿,也不像样子。”
于是约好下次她再来的时候,我们交换一些近作看看。
二 她有部作品叫《五月》
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通往乡下的公共汽车,由于离县城远乘车很不方便,婉君要走七、八里土路,再等搭上到城里来的汽车,来到县城非要花多半天的工夫。加上她身形特殊,极少出远门,来一趟也够难为她的。因此再见她时就是深秋了。
她告诉说,棉花地里活多,父母忙不过来,她必须帮些忙,等地里的活完了她才好意思来城里玩。这次她捎来厚厚的一大本,写在钉起来的学生用过的数学作业本的背面,密密麻麻的,字很清秀,也很柔弱。我仔细一看是个长篇小说,题目叫《五月》。我那个时候孩子三、四岁,工作忙,心情也不好,几乎没写东西,只给了她一篇千字散文,又借给她一些书。
我利用二十多个晚上以及白天的空闲时间看完了她的《五月》,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小说写的是个名叫五月的乡村女孩,顶着种种压力,想尽各种办法,学会了缝纫技术,开始在村里、后来到镇上、最后到城里摆起了制衣摊,可是她缺乏在市场上竞争的经验,没有被城市歧视排挤的心理准备,屡屡受挫,再加上恋爱失败,亲人反对,她不得不返乡,在苦闷中郁郁而死。故事跌宕起伏,引人入胜,心理描写特别细腻丰富。我想婉君是在探索乡村女孩走进城市的可行之路,也在为那些被城市遗弃的乡村女孩鸣冤叫屈。我读着,几次被打动得流下泪水。我怀疑自己是否遇到了一位文学怪才。
然而可惜的是错别字很多,有的句子也不通。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婉君的嫂子。她嫂子说:婉君只读了五年级,以后懂事了,别的孩子嘲笑她,她就再没勇气去学校了,后来几年,她把同龄孩子的课本借来,是在家里自学的。我怅然了。
我把《五月》里的错别字一一改正,又为她筹措了一些方格稿纸 ,还写了一封信,请他哥哥帮忙带给她。我在信上说,希望她再作修改,并把小说抄到方格纸上,应该试试能不能发表。
大约又到了夏天,她才把抄好的稿子带来给我看,厚厚的,有20多本稿纸。我看出她很用心,工工整整的,这回没有一个错别字 。那时候我对这样大部头的小说或发表或出版很陌生,就想把稿子推荐给一位文学前辈,也是我的一位朋友,希望他帮忙推荐一下,甚至作个序也好。我的朋友发表过一些作品,他的很要好的朋友是市文联的主席,也是个著名作家。婉君不敢和我一起去,说还是等人家看了作品再说吧。我很理解她,她是担心她的形象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也就过了20多天吧,婉君就来了。她要我带她一起去拜访我的那位朋友。我已经忘记了在朋友家里的具体情节了,但我知道那次给了婉君一个不小的打击。朋友的话很委婉,大意是小说写得很生动很细腻,但是有点悲观,不怎么好发表,现在出书并不很容易等,总之他的意思是帮不上忙。我怀疑我的朋友并没有看完这部小说或者没有仔细看,但又不好再说什么。我俩带着厚厚的小说稿悻悻的回到我家,婉君路上没说一句话,就像一朵焉了的小花。
我安慰她说:“不要紧的,我们再想办法。”
婉君凄然地说:“不必了。他的意思是说,我的小说是些闲情愁绪,无病呻吟。”
“我怎么没听出来,你多心了吧?”我努力回忆朋友的话,想从哪句话里找出婉君理解的意思,可我茫然了。“文人各有成见,即便他说不好未必就真的不好啊。一定能找到别的机会,实在不行还可以直接寄给出版社呢!”
婉君好像没听懂我的话,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她神情沮丧的走了,带走了她的作品。我依然满怀希望的打听了十几个出版社,打了很多电话,最后感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比较热情,于是确定就是它了。
婉君家里没有电话,我把电话打到她的村委会,让村里人找到她,我把出版社的情况和联系电话、地址、邮政编码等等都告诉她,让她记下来,我希望她直接寄过去试一试。她当时答应了。
于是我开始了长长的企盼,我相信婉君的小说肯定能发表。然而至今我也没等到任何这方面的好消息,我怀疑婉君根本就没有把小说稿寄出去。因为那年的秋末我就听她嫂子说,婉君结婚了。男的是一个死了女人的农民,前妻留下了一个小男孩。因为这次婉君愿意,条件又合适,不到一个月婉君就出嫁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我几分喜悦几分悲。喜的是婉君终于有了归宿和一个属于自己的家,悲的是她可能再也不写东西了。曾经有一次我问她,想没想过结婚的事。她说:“结了婚不让写东西可怎么办啊,我不敢想。”
那年冬天,我的家由城南搬到了城西,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听到婉君的消息。
三 她的结局是早逝
第二年入冬前后,我和几个同事采访回来,决定顺路去看一个朋友,商量着买些什么礼物。我突然想起婉君嫂子的商店就在附近,我立马叫司机朝那方向开去。
商店还是老样子,婉君的哥嫂都在。见我进来,夫妻俩都忙活,很快就收拾好了要买的东西。我问及婉君的情况。她嫂子突然掉下泪来:“婉君死了,难产死的。”
我惊呆了!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……难产还会死人?”我喃喃地说着。
“不好生就做剖腹产,可是婉君心力太弱了……死到手术台上了……留下一个男孩,没娘的孩子……”婉君的嫂子边说边哭着。
我颤抖着手,掏出一沓钱,用力塞到婉君嫂子手里,哽咽着说:“给孩子吧,给那孩子……”
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了商店,回到车上同事们都惊骇的问我怎么了,我却再也控制不住,大声痛哭起来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孩子啊!她怎么这么不爱惜生命?即使是残疾的生命也该好好珍惜啊!
假如婉君从小就注意锻炼身体,而不是那样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,她一定能挺过这一关。她该知道残疾没什么,锻炼并不是健全人的专利,越有残疾越要锻炼,尽可能去争取健康才对。
假如婉君不那么敏感,能漠视嘲笑,至少她能顺利读完高中,她可以少走弯路,小说一定会更有色彩,能成为一代作家也说不定。她该知道身有残疾更应该学文化学知识,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假如婉君有一份清醒,看清自己的优势和缺陷,不去生育,珍爱身体,她至少可以好好活着,能带大丈夫的那个孩子,或许还能继续她的文学梦。她该知道残疾人不能按正常人的标准来设计自己的生活。人生犹如牌局,残疾人手中拿了一副很糟的牌,尽力打出一个不坏的结局就该知足了,何必要追求那些美满?
假如婉君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环境……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在心里反反复复地作者各种假设。
后来,婉君的哥哥陪着她的丈夫找到了我现在的家里,可惜我那天正在装修房子,乱糟糟的,也没说多少话。那男人看上去很本份,只是反复地说“婉君常说起你呢”,“孩子好你放心”之类的话。我问起婉君那部长篇小说后来的情况,两人都很茫然,看来婉君从没对他们说过。
婉君的哥哥解释说:“她写了不止一部,好几部。那些东西我们都拿到她的坟上烧了。”
我的心猛地像被刀割一般,生疼生疼的,欲哭无泪。
这几年我看过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,有的还是获奖作品,可感觉都没有婉君的《五月》写的好。我后悔当初没找个借口,留下她的《五月》。现在条件成熟多了,我能帮她多打印一些,一家投不中再换一家,或者直接帮她出个单本。可是,我已经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